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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代风字连台砚简析
编辑:  时间:  来源:清徐网

笔者收藏有一方紫色澄泥质旧砚,长15厘米,前宽7.5厘米、高5.4厘米,后宽10.5厘米、高6厘米。圆头,修长挺秀的风字形顺水式砚面,坐落在稍宽的台座上。台座两侧各有三柱足,砚后端中部也有一柱足,柱足末端连接着中间镂空的风字形砚座。砚面和底座之间,形成上下相连的支架。支架的波浪形花边及卧于架上的砚面背部,有竹刀削刮的痕迹;砚背似刻有字,已模糊不辨。其整体形制,寓奇特于小巧,似多变而简洁。以我们有限所见,现在流行的古今砚谱里,似鲜有如此罕见的造型(见附图一)。

查据1996年第9期《文物》杂志,载有《河北宣化张文藻壁画墓发掘简报》一文,内称,1993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机构,先后清理了张家口市宣化区的五座辽代墓葬,其一为西京(大同)归化州(宣化)汉人富豪张文藻墓(——1074年,即辽道宗咸雍十年,北宋神宗熙宁七年),该墓前室东壁有壁画“童嬉图”,后室东壁绘“侍女仙鹤图”。前图一案桌排列板夹图书、砚、砚盒、笔架、镇尺诸文具;后图一小桌置砚、笔架、书(或纸)共三品(见附图二、三,转摄自《文物》该号彩色插页4、5局部)。其前图所绘砚,砚面外缘箕形,内包风字,下为三级层台。后图砚面似扇首风字,下设柱足支架与台座。这两方砚图特别是后者,和前述澄泥连台砚形态有差,而结构相埒。又曾在一次展览会上见过一辽砚,砚面嵌于银质台座上,更与此方澄泥连台砚形态相近。据此可以推定该澄泥砚是一方辽砚。

此前,贾文萍先生在《中国文房四宝》1997年2、3期合刊上发表过《辽张文藻墓书房童戏图阐析》一文。作者主要是分析辽代的绘画风格和文物制度,同时也关注到这两方砚图。虽然作者当时似未目睹此类辽砚实物,但明确提出,这是目前仅见的辽砚特殊形制,为辽砚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。

依笔者浅见,这类砚图与实物的价值,尚不仅限于为考察辽砚一脉提供了见证,它们更是在宋、辽等多民族政权对峙的年代,从砚文化的侧面,提供了一例中华各民族之间文化沟通和交融的个案。

其一,该砚表明,以澄泥制砚,至少在辽代晚期已成为北宋和辽国文人所认同的制砚工艺。有宋一代是中国澄泥砚工艺的鼎盛时期。据王靖宪先生《古砚拾零》考索,时澄泥工艺主要分布于绛州、虢州、相州、滹阳、邢州、拓沟、潍州、雒城一带,即主要在河东、河南、山左诸地。虽然当时的端溪、歙州、青州所产优质石砚已与澄泥砚齐名,但在民族政权对峙、南北交通维艰的社会格局中,这些优质石砚很难流通于燕云。固此,兼具端石细腻和歙石坚润的澄泥砚,自然因其优于北国地方石的特质而为辽人所器重。该连台辽砚泥质较细,经过淘洗;砚面隐约可见银色云母粉;压模时似经结构拼接并有较细的手工修削痕迹;因高温烧制,质地较为坚致。它虽然在总体上不及北宋优质澄泥砚之完美,但其已具备澄滤、加料、压模切削、高温炼造等几道基本工序,应无疑义。

有民族特色的工艺,既是一种技术惯例,也蕴含了一种求索精神和审美取向,或者说,它是由器物和精神交织的传统。自五代后梁至北宋末年,宋辽及金王朝彼此或先后对峙于中国北方,地域有分野,而文化无疆界。此方辽砚和前述壁画所提供的辽代书房布局细节,在技术惯例、文物配置和审美境界等层面上,都体现了辽、宋文人的文化认同趋向。

其二,该砚制式,应是唐砚风格和宋砚风格的融合和再创造。风字砚是宋砚的主流风格,反映了当时文人追求素雅简练的时尚;鉴于该砚的砚面及其中间下凹的研磨痕迹都为狭长形,可以推断宋、辽文人使用过一种较为纤细的圆柱墨或长条墨,运墨时上下推磨,同后世顺时针式的研墨有别。至于其七足连台制式,则应当是继承了唐、五代时期多足连台砚的遗风。唐五代通行的圆形多足砚中有一种款式,其蹄足和环形底座相连,底、面之间以足相支,宛如圆亭。该辽砚之整体设计已趋向宋代主流风格,但仍沿用了多足连台结构,应是对唐五代制砚结构模式的改塑。辽人对唐宋两代砚式的综合,形成了蕴含中原砚文化内涵,又具有本民族创意的独特制式。

从张文藻墓壁画及其出土的配套桌椅可见,辽代农耕区的文房已使用高腿书案,文人伏案治学,故连台或层台的高足砚,和相传席地而坐舔墨用笔的方式已无关联。之所以采此制式,在于镂空台座可减轻分量,携取方便;同时,砚面卧于台座(甚至用贵重金属为台),更提升了砚的审美价值和显示了用砚人的身份。对照较为粗犷的辽代石砚或陶砚,此类制式应是辽代中上层文人或政治精英的文具。

可以推想,如果将此砚的台座适当提升,前端和两侧加以封闭,那么它就转型为元明以降颇为流行的暖砚了。《说砚·文房四考》称:北方冬月严寒,市肆以锡或陶制砚,下置油盏点火,不致冻砚凝墨。我们还不能准确描述暖砚的来龙去脉,但高台镂空的辽砚,至少为暖砚的创构和完善提供了某种技术参考。

以小见大,见微知著。也许,通过对这方辽砚的考察,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体认中国砚文化辩证演进的历史轨迹:唐宋的制砚传统从中原流向北国,为辽式连台砚提供了技术惯例和创作智慧;而区域性的辽砚自元明以来,又以民族器物之一脉汇入砚史长河,其精神内涵部分地从巨室沉入民间,丰富了民间砚的创构资源。中原汉族和周边民族的文化传统,上层精英的审美理念和市坊乡野的实用理念,从历史的纵向和社会的横向彼此启示,相互转化,延绵不息,在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和文化格局中,共同滋养了悠长多彩的中华砚文化传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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