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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远的父亲(五)

作者:张卯春  http://www.030400.cn  2012-06-11 15:15:05  来源:新营旧忆

父亲是谨慎的,传统的,他也会做出一些让人不可理解的堪称豪放的举动。送我入伍就是他一生中的一个果断的决定。他克服伯父牺牲、中苏战争一触即发、家中急需劳动力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带来的不安和困难,决然送我参军。

最严重的是战争威胁,山雨欲来、黑云压城,举国上下进行战前准备。战火硝烟弥漫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头,送子参军无异于送子上战场。“古来征战几人还”,父亲没有读过这些诗,但他经历过残酷的战争年代和痛失亲人的打击,默默地做好了承受爱子浴血沙场的心理准备。送我到县城临别照相,照相馆的师傅安排父亲他们坐在前排,我们站立在后,父亲一反常理,要我们坐在前面,他和父辈立在后排。姑夫、叔叔和我们小辈不理解,他不说理由却坚持已见。并向等待照相的新兵借了两顶军帽,自己戴了一顶,也要叔叔戴上。大家只好听他的。我和一起参军的表弟刘建才、梁世杰坐在中间位置上,享受着战士的荣耀。幸运的是残酷的战争没有发生,炮火止于小小的远远的珍宝岛,父亲壮怀的一面却因这幅图照永远留在了人间。

无需掩饰,父亲的壮怀激烈附着于儿子的个人前途,那就是爬出护村堰。父亲的“爬出护村堰”不是眼前的、暂时的,不是像许多人那样出去转了个圈又回到护村堰里边。为了这个目标,在我十几载的军人生涯里,倾注着父亲太多太浓的心血。

早在临行前的前几天,长长的、深深的冬夜里,在新营村亮到最后的一盏灯光下,父亲一遍又一遍的叮嘱,对我的未来他能想到的都想到了都说到了。

在公社欢送会上,他代表新兵家属讲话,把决心和希望诉诸于众,让组织和公众的力量鞭策我。原话记不清了,但他动情的神态牢牢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。

在我走出新营村的护村堰时,有一件事使父亲颇费心机,那就是如何了断我的“婚事”。 父亲不无忧虑地说,应该给人家说说(把我入伍的事告诉对方)。年轻气盛且春风得意的我给父亲撂下一句生硬的话:谁找得谁去说!父亲默然。

为了让我走的高兴、安心,父亲宁愿失理于亲戚,背负“瞒”的责备。在我奔向军营后,他才请与对方熟悉的四奴大伯去说,而四奴大伯亦为难,蹲在其村头,久久思索不知该如何张口。后对方来问罪,父亲惭然无言以对。这些是我几年后探家时邻居们告诉的。
    入伍了,关山阻隔,书信不断。往来的信件里没有困难没有辛苦没有怨言,唯有欢乐、慰勉和鼓舞。在艰苦的军旅生活里,是父亲一封接一封的来信抚慰了我的乡愁,激励了我的斗志。而我三个月入团,当年被评为五好战士,第二年入党,三年提干……和一些小小的进步,也使他欢欣鼓舞。    

在开向军营的火车上,我扔掉了打火机、烟咀,从此戒烟了。父亲得知后,来信大为赞扬,并说要向我学习,也要戒,他说决心不能不如一个孩子。然而长期形成的烟瘾和工作、生活环境,他终没有戒成。我入党了,他作为一名光荣的军属,也积极要求进步,让我给他起草了一份入党志愿书寄回家。部队学哲学,他购买了厚厚的《哲学笔记》给我邮来。说来惭愧,被父亲精心包装邮寄的列宁主义经典,至今我还没读完。父亲的字刚劲有力,书信内容丰富,尽可能把家中所有值得告诉的事都写上,一般写得较长。信的开头大多是“卯春吾儿,见字如面”,末了有“夏安”、“父名不具”、“匆忙中字迹潦草”、“草于某月某日某时灯下”等语,十分周至。每一页都是满满当当,上下空隙处也常常是 “另:……”、“附:……”、“又:……”总是意犹未尽。这些记载着浓浓父子情的大量信件都没有保存下来,被我烧焚了。信上虽然有很多鼓励上进的话,却缺少革命的豪言壮语,而絮叨的家庭琐事、私事,是不符合突出政治、斗私批修大原则的。毁掉了数以百计的信件等于扼杀了一段历史,不仅是终生一大憾事,也是一大罪失。

父子之间的家信,也不可避免地打下了时代的烙印。记得部队搞“两忆三查”( 忆阶级苦、忆民族苦、查立场、查斗志、查工作),人人要有一份家史。我去信请父亲写。父亲来信写道:爷爷一天干16小时的工作,年长日久劳累成病,资本家看到病得厉害了,没有多大的油水可榨就被赶回家,回家无钱治疗,便去世了。……伯父不堪忍受国民党的压迫,毅然抛家离乡参加了八路军。这是与事实完全不符的。在阶级分析的观念里,非此即彼,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。生活在专政时代的人们,只有用违背历史违背良心的办法苟存。旧事重提,我想不会有损父亲的操守,那是人性的弱点,社会的悲哀。

随着我年龄的增长,父亲与我的通信常谈及家庭实际问题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家里人多达16口,成为新营村人口最多的人家,一顿饭常要做两次,妯娌之间也逐渐显现出一些矛盾。分与不分?父亲心有纠结。他知道,没有不散的筵席,该往小里分了。但难以割舍的亲情和具体问题总是让他下不了决心。来信征求我的意见。我的意见是分,并用一整天的时间给他写了一封2500多字的长信。翻开我1983年1月19日的日记,有如下的话:“又读父亲元月十三日写的回信。回信说:‘来信所述我完全赞同。从我来说,这真不知是什么滋味!’一段时间以来,见父亲写得少了,语言也有所繁琐,且别字、丢字较多。这次来信竟连署名称谓都弄错了。这些,都是心力劳累所致。” 

1974年春节我第一次探家。乘坐从太原到杨房的公交车,我在中途的孟封下了车,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,父亲欣喜不已,眼中闪着泪光,激动的把钥匙锁进了抽屉。他喃喃地说,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。他陪我购买了要送亲戚朋友的饼干,又借一辆自行车与我一起回新营。人们问,是你儿子?或者他主动向人介绍。在人们羡慕的眼光中,父亲红光满面,踌躇满志。关于我的情况早已传到十里八乡,很多人都知道老张有一个当军官(虽然那时称部队干部,但人们还是用“军官”予以褒显)的儿子。这主要不在于我如何出色,而是父亲的工作范围遍及孟封、杨房两个公社的几十个村庄,接触人很广。而今,他要人们亲眼看一看他往日的宣传成果。

提亲的上门来了,看似父亲热情接待,却掩饰不了对农村姑娘不屑一顾的神情。他对我和家里人说,要找个带米票的。我一下没反应过来,噢,是带粮票的,即有工作的。其实,他早已为我物色了人选,那就是我的妻子,当时是杨房公社妇联主任。

让父亲为我最后一次担忧是妻子生二胎的时候。计划生育国之大政,违者严惩不贷。部队三次来人要求打胎。父亲忧心忡忡,一方面难以割舍即将降生的孙辈,一方面又顾虑我的前程。好不容易爬出护村堰,被开除回来怎么办!一天,父亲回来了,轻手轻脚进了他和母亲的房间,悄声低语地和我商讨办法,母亲看着他小心翼翼的样子,告诉他部队的人走了。他豁然起身:“咳,我还以为他们在呢!”我说,他们可能去我岳母家或者到孟封食品站去了。问他,到你单位不会有什么影响吧?“俺那里球大哥不理球二哥……”父亲轻蔑地哼了一声激动地说。这,是我听到父亲的唯一的一句脏话。

后果是严重的,但没有像父亲想象的那么严重,受降级处分不久我又恢复并得到提拔,妻子也因此免职却调到县城。后来,我转业回县里当了个不大不小的官。一次我回新营,快进村时见到父亲骑着自行车也往回走。我让他坐上吉普车,我骑车跟在后面。他坐在前排,显得有些拘谨却又庄重,不时向注视他的乡亲挥挥手。在那个年代,乘坐小车是权力与身份的体现。他不止一次对我说,年纪轻轻的,回家就骑自行车吧,不要总用公家的汽车。我知道,父亲是抑制着兴奋情绪,其实他很高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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